［81］朱熹也明确说过天即理也。
……是一个人（全面符合周礼）的生活最高准则。）急得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
有了这种学，就会明白《论语》中的仁（对于观念意识）显得复杂之极，[36]乃是仁的根本的丰富性、生存性使之然，也就会知道仁与语言方式和生存情绪有重大的关联。艺在孔子时代既意味着技艺，又意味着艺术。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论语·子路》）敬鬼神而远之。教条成式、抽象观念、绝对原则等等都可看作后一种牛鬼蛇神，是孔夫子生前最要禁除的（《论语·子罕·子绝四》）。
（《孟子·离娄下》）这里没有对超越之神的拯救的期盼，有的只是对仁—人或天地人合一的王[33]的期盼比较有影响的包括西体中用论、西化派等，最具影响的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岱年提出了融会中西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他强调文化创新要建立在自身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加以创新发展。由于邵雍认为先天学有卦无文，却尽备天地万物之理，邵雍为了表达先天易学，他作八卦和六十四卦次序图，说明八卦的起源和六十四卦的形成次序。
程颐重视四书，注重运用四书中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说《周易》，突出人的价值和意义，突出道德伦理、纲常名教在社会、人生中的意义。厥后，雍得之以著《皇极经世》，牧得之以著《易数钩隐》，敦颐得之以著《太极图说》《通书》，颐得之以著《易传》。进入专题： 易学 邵雍 程颐 。所以程颐批判地继承了王弼、邵雍的观点，提出了由辞以观象、因象以明理的解易原则。
这里的象即是他所说的先天图式和后天易的卦象，数是每一卦所表示的数，理则是象数中所蕴含的天地万物之理。另一方面，程颐认为《周易》卦爻辞也是通过特定的喻象来说明易理，故读易者可以由辞以观象，这种观点，展示了程颐解易理路：主张立足于《周易》的辞（卦爻辞），注重从卦爻辞的喻示中观览其象、领悟其理，从而把握理与象的体用之旨，彻底融会贯通《周易》义理的内在意蕴。
朱熹的再传弟子黄东发也曾说：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这一点和邵雍一样，邵雍道学中也明确了宇宙生生变化的本体是太极、道。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论及《皇极经世书》，也说其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如果舍弃了这个工具，圣人之意就得不到彰明，这其实是对王弼易学言、象、意关系认识的一种继承，只是不过他加入了数的概念。
邵雍认为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孔子在文王之易的基础上作传，而这并非易学的根源，所以他推崇并着重研究先天之学，探讨易学向上根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通过修养使人心复归于天道，使之达到无思无虑，妙合造化的境界，所谓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一的本性是不动，动则生二，其变化则神妙莫测。
按照南宋朱震的观点，邵雍和程颐都属于道教解易的系统。这与邵雍、周敦颐等由天道推衍出人性道德的思维方式自然有所不同。
虽然，邵雍言数及理与程颐的言理及数有所不同，但是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无疑对程颐易学的认识和理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邵雍不重卦爻辞之意的发掘，而认为《周易》乃是后天八卦，卦爻辞属于后人的解说，未能真正表达卦和爻的自然之理，而卦爻辞解说之前的经文六十四卦象与数，才是易的真实面目，这种区分《周易》经传的思想直接为后来的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所继承和推崇，奠定了邵雍先天易学在易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如朱熹认为八卦次序图，就是邵雍传的先天之学，并称这是伏羲之《易》。认为历史的发展与王朝的兴衰皆为天理之展现，并以是否合理来判断一切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邵雍虽言数学，但也提到了理的问题，但其所言说的理，主要指的是条理、规律，还不具有本体的意义。……帝王之修齐治平安在？圣贤之知天知人安在？庸众之趋吉避凶安在？但邵雍既然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贡献其实就是努力建构出儒学宇宙本体论，目的在于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理论体系。得鱼兔而忘筌蹄，则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而程颐借此所提出来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观点，在易学史及理学史上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后来学者遵循的基本原理之一。
朱熹认为邵雍易学乃是先天、后学之易学的组合。他还非常赞赏《庄子》关于道体的描述，说：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可以看出，邵雍把太极视为产生一切数和象的根源，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宇宙变化的终极法则。
象数就如同筌蹄，只是作为工具而用，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圣人之意。邵雍之学是汉代象数易学发展的新阶段，其学说宗旨务穷造化，所以在重视人伦道德的理学家看来自然就不切于民用，这一点程颐明言：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
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可见，邵雍是把老子道家以道和数作为宇宙本体的理论。二、 数与理：易学诠释与新儒学建构 无论是邵雍重视数，还是程颐重视理，他们的目的都是借助对易理的揭示，来建构新的儒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他们易学的共同归宿。在邵雍看来，现传于世的《周易》乃是文王之易，属于后天易学，《观物外篇》说：先天之学，心也。
程颐将理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本体，也是人伦道德的内在根据。由此，邵雍重视卦爻象与数和程颐重视卦爻辞，其实也就表征着邵雍重视象数之学与程颐重视义理之学之间的旨趣差别。
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邵雍天下之数出于理，并不表示理先数后，理是第一位的、或理本论的结论，而是具有一体的关系，正如朱先生所言：其所谓数是同理结合在一起的……天地之数即天地之理，理和数是统一的。
这个太极，邵雍又称之为道。所以邵雍特别注重奇偶之数变化的有序性，企图通过一套数学推演的方法来把握《易》道的本质，只是不过他所关注的不是数学演算方式，而是重在发掘宇宙演化的阴阳消长之理。
邵雍易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在陈抟、李之才等人象数学的基础上，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由此推衍出一套图式，并由此阐发易理，成为他注重象数易学的重要特征。其咏《先天吟》曰：先天事业有谁为，为者如何告者谁。邵雍为了将易理和人类社会政事相连接，他把道、心与太极视为同一个东西：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在程颐看来，正是由于人的道德本性根于人而受于天，人只要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便能实现与道德本体即义理之天的合一，完成天与人、理与人的合一。
与邵雍不同的是，程颐认为孔子才是易道的真正确立者： 孔子未发明易道之时，如《八索》之类，不能无谬乱。相比之下，程颐借助易学建构理学，在宇宙本体论方面创新并不多，未能超越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宇宙本体论模式，他的易学主要探讨道德心性的修养工夫。
正是因为如此，程颐易学更受统治者的欢迎和推崇，它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不能不说没有道理。他突出人君与人臣的道德修为在历史兴衰中的作用。
结语 邵雍、程颐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两个人都借助易学来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在哲学上便是气聚气散的阴阳变易过程。
